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沧桑历尽话平生 (三)

  祖籍安徽省含山县。1949年9月参加工作,1981年12月退休。先后任职于含山县祁门站小学,巢湖专署文教局,巢县一中,黄麓师范,巢湖市二中等单位。

  庆先生一生历经时代变迁,屡经人生沧桑,但坚持人格尊严,以过人的毅力与吃苦精神,哺育儿女成人,立业成家,古城有口皆碑。

  1953年暑假我们忽然被宣布调往黄麓师范。我们夫妇虽不在一个单位但均在巢城,又有五个孩子,毫无理由调往边远乡间。我反复申请,回答是“照顾夫妻关系”。这种奇怪逻辑,以后才有了注解:原来校长杨某某的妻子生产,国家付钱找代课教师,而高三学生王某某主动提出为她代课不要工资,这样代课金就由校长妻子领取,王某某的条件是毕业留校工作,连未婚妻也要求留下。在这种交易下,我们夫妇于酷暑中携带五个孩子乘一个小时的火车再步行18里来到黄师。途中孩子雇挑夫挑着,怕他们晒,用衣服搭在绳索上遮荫,可怜五个月的儿子洪庆半天下来小脸烤得象关公,全身都是痱子。到达目的地时一片漆黑,鬼火似的煤油灯,照不了多远,别说吃了,连想弄点水为孩子们洗把澡都摸不到方位,我坐在地上痛哭流涕,其中苦楚一言难尽。后来还是几个服务学生来帮忙,勉强度过了艰难的第一夜。

  稍稍安定以后,洪乃刃仍做他的主办会计,我依旧当我的教务员,平淡的生活一晃即逝,其间,六七两女也相继出世,我们请了保姆处理家务,由奶妈奶孩子,生活谈不上宽裕,也能维持,但在小女洪茹尚不满半岁时,却大祸临头了。

  1957年,开始,我们正值青春年华,不谙世事,积极参与,被视为骨干,而幼稚的我也无所顾忌。当时部门负责人夏某是我的堂妹婿,他曾用精神折磨的手段遗弃原配,我自以为主持正义贴出第一张题目是“从婚姻的窗口透视夏某的灵魂”的大字报想借此挽回被遗弃女子的命运。我的幼稚无疑是引火烧身,夏某是党员,他组织党员力量向我反击,但我没有什么把柄,而洪乃刃的父亲是的大官,洪本人曾由学校组织集体参加三青团,于是排山倒海的大字报直指洪乃刃,当然要牵涉到我,说我是帮凶。一时乌云蔽日,我们已不堪一击了,不久洪被宣布为,参加学校劳动,不准上班。但我还是天真地认为批判批判不就算了吗?谁知出人意料之事发生了,学校接二连三捕人,每次逮捕会上都告诫暗示还要大量捕人,我总是心惊肉颤,预感洪乃刃肯定不能幸免了。

  果然不出预料,1958年春一天中饭时,食堂来了公安人员也在就餐,大家都有预感,又要逮人了。在那不正常的年代,这是司空见惯的事,这时的我更加紧张。饭后召开紧急会议,不通知我参加,被划为的洪乃刃却参加了。我心神不安地伏在窗口望着会场,虽然看不见里面的情况,但“打倒反革命分子洪乃刃”的口号此起彼伏,我魂不附体,全身颤抖。一会儿洪被押出会场,顿时我明白——天塌了,地陷了!我昏倒在地。

  不久,我被人扶起,要我为洪整理衣被,他要去服刑。此时此刻我摊倒在地,手无缚鸡之力,还能整理什么衣被?我望眼欲穿地希望孩子早点回来帮忙,却度时如年,天塌地陷,什么也不知道了。后来才知道是一个平时和洪“好”得要命的职工金某某来收拾的。金某某平时和洪乃刃抓钱不数,到我家坐下来便吃。但在洪走的第二天就来索取他以前送的一双象牙筷子,我一下象掉进冰窖——30岁了,尚不知人间还有如此复雨翻云的人。

  从此我便寸步难移了。满头青丝几乎秃顶,体重只剩40公斤,整夜不能安神;但我深知不能倒下,要挽狂澜于既倒,独肩挑重担,抚养七个幼儿,大孩子12岁,最小的才4 个月啊!

  反右不久便是三年自然灾害,食物奇缺,我42.5元的月工资要养活连身八口之家,难啊!难!多年不知荤腥味,没有完整衣,孩子们冬天雨雪无胶鞋,好心的木工偷偷地为他们一人做一双工字形木屐上学,唯一的一双胶鞋才让我这个“人民教师”穿上讲台。漫漫长夜何时了?我常常独坐南窗,泪流到天明……

  1960年以后,学校能人全被打倒,13个11人入狱,九人死于狱中,只剩下洪乃刃、周良达命大,还在劳教营中艰难度日。学校无法开课,长于大棒打人,却拿不住小小的粉笔头。在这种形势下,我这个反革命家属被派上用场,学校要我担任轮训班的语文教学任务。我明知这只是他们的权易之计,但我岂敢拒绝,只能在荆棘中跋涉了。

  轮训班是轮期培训那些不足初中文化水平的小学校长及教训主任,他们文化不高,年龄大多30岁以上,因而习气不少。当时我也只有35岁。一天一位校长学生了解到我的身世,寻机发难,在上过课文《有的人》这首白话诗之后,写一首诗讽刺我,并要求我和诗一首。我跑进办公室大哭一场。身为副组长的人物许某某在了解情况之后,不知是良心发现,还是为了维护教师尊严,立刻把这位校长学生叫到办公室,指点着书架上数千本文艺、教育方面的书问他可曾读过。他摇头,许说:这些书我们庆老师全都精读过,你看她能教你吗?这一着可真灵,给这个示威者一个下马威。下节课前教研组集体创作了一首诗,并以我的名义回敬了这个校长学生,让我对这位平时极左的同事心存感激。

  遗憾的是,他在后来的反右期间,颠倒黑白,混淆是非,诬陷一些及其家属,连他班上两名在日记上发点牢骚的学生也未能幸免被捕而劳教。原来他也是为了洗刷自己富农成份,还有港台关系的“污点”,故而拼命积极表现,以显示自己对党的忠诚。记得70年代,他曾以长临河中学负责人的身份前来听我的公开教学,当他伸出手来,我下意识地回避与他握手,因为我不愿意自己损害做人的清白。

  在黄师,我担任教学工作后,一直兢兢业业,教学受到好评,处境有所好转。但孩子们先后到了上学年龄,经济压力特重,终日忧心如焚,再加上三年困难时期,粮食奇缺,孩子们都在半饥半饱中苦度光阴;我更因营养不良而双腿浮肿迈不开步。学校为了照顾老师,每天免费供应一小碟黄豆,但规定只许在食堂自己吃,不准带回去给小孩吃。这种不近情理的规定,对七个嗷嗷待哺的孩子的母亲来说,无疑是一种挖心剖肺的刑罚!

  长女洪琼曾以当年语文全县第一名的分数考入巢县二中,每月八元伙食费,我无法筹措,几乎卖尽值钱的家当。洪乃刃一套价值17担米的西装,只卖5元;一只德国进口的黄金般闪亮的铜煤油炉只卖3元。救命要紧,谈何他顾?我还利用住在食堂附近的地利条件养鸡,改善孩子们的伙食。记得有一次杀了一只鸡,晚上红烧了准备第二天中午吃,因为上午上班没法烧,可是临睡时检查,一块也没有了。一查问,才知道孩子们在操场看电影时,一会儿这个回来拿两块,一会儿那个回来取三块,三下五除二,不消半小时就锅底朝天了,可见当年孩子们饥饿的程度。

  一晃洪琼初中毕业,又以语文高分考入省重点巢县一中,这是万家求之不得的事,可我接到通知后,大哭一场。因为我无力筹措孩子的入学费用。这时好心的副校长徐东月来做我的工作,劝我将洪琼转入黄师,因为师范生国家全包,但我一边流泪,一边拒绝,我发誓:黄师使我夫离子散,万苦也决不让孩子在这块土地上落脚!

  后来,我利用业余时间养鸡下蛋,带领孩子们下地挖野菜腌制,给她带到学校抵伙食帐,当年艰巨,这些东西都尤显金贵。

  感谢黄师这块广阔天地,让我大有所为,度过难关;也感谢一些人以“善举”为由的悖理逻辑,使我一个弱女子顶起一片天,在饿殍遍地的年代,养活了七个孩子。

  1963年,黄师班级大减,人员分流到地区各县,重新分配工作,我与同组从北京调至黄师的单身老胡老师同时分配至巢县。当年洪乃刃已解除劳教留在拖拉机站工作,我的三个孩子在巢县中学读书,四个孩子进了巢城一所小学。这时巢县二中、元山中学同时缺少语文教师,我天真地认为,胡是单身,海角天涯都可以去,而我有家庭拖累,留巢城是天理人情的事。但令人费解的事,总是出现在我这个弱女子身上,是上苍将“降大任于斯人”而有意折磨,还是人心险恶呢?当我与胡老师同时到教育局等着拿介绍信时,教育局长宦某某、秘书胡某某给我的介绍信是去元山,并说元山中学的校长魏某是你的老同事,热情欢迎你去,知道你孩子多,已粉刷好三间大房,连灶都砌好了。一听此言,我泪如雨下,宦又假惺惺地说:别难过嘛!有困难就提出来。于是我似乎登上了诉苦会的舞台,将十年来的遭际倾心而诉,声泪俱下,为自己申诉:丈夫及七个孩子在巢城,二中正缺语文教师,胡老师又自愿去元山,你们又有什么理由再让一个家庭分居异地?并表示拒绝接受安排。此时,室外天降大雨,助我悲伤。可谓室外多大雨,室内多少泪!在场的办事人员及外来处理公务的人无不同情唏嘘,点头以示同情,认为我的要求合情合理。然而,当官的即使意识到自己错了,也不会当面认错的,只得自下台阶地说:我们再研究研究,你明天来拿介绍信。

  在这种情况下,我当然是胜者,拿到了去二中的介绍信。后来我唯一不安的是,觉得很对不起家破人亡的胡老师,他的心灵创伤也是很大的。

  好事多磨,待我到二中校长室报到时,李某某校长询问了一下情况后,了解到我不是太学士,就说和教育局联系后再说,拒收介绍信。我顿时傻了眼,二中不收,我的处境会更艰难了。

 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,走出二中大门,正好碰上两年前毕业于黄师的我班学生张秀兰,她不知底细的问我:“庆老师,你怎么到这儿来了?”我简要叙述了情况后,她热情地说:“我去找老徐,这样好的老师不要,要什么人?”但我还是犹豫地说:“李校长要我明天来,还是不要拂他的意为好,感谢你从中周旋,我明天再来吧!”她也同意了。后来我在她同班同学处听说,原来张秀兰是二中教导主任徐万华的夫人。

  在徐、张的推荐并周旋下,二中接受了,但在交工会关系时,工会主席朱某某那张冷脸,使我终生难于忘怀。

  风平浪静后,生活安定了三年有余,谁知风云又起。1964年以后各单位大量裁减人员,象洪乃刃这样的留用人员自然成为精减对象,他被遣散返乡,因为他在因而被捕时就宣布开除工职。他走后我再一次独肩重担,真是苦不堪言。经济上拮据,生活还算平静,因为虽然我在人前抬不起头来,但我力争工作上无可指责。

  树欲静而风不止,也许正是历史的宿命。1965年开始了,而且革命的力量依靠工农兵及不谙世事的学生。们年幼无知,谁一指点,顿时风起云涌。我们这些臭知识分子,家庭等社会关系又极其复杂的人首当其冲。小将一旦受革命派指点便闻风而动,唯恐天下不乱。短短时间,我被贴上1700张大字报,什么港台特务,黑帮,反动学术权威,帮助丈夫进行三反活动,抬高黑帮子女的地位,打击贫下中农的学生,无中生有,不一而足。勒令我们看过大字报后,写交代材料,接受批判。

  批判会上,革命小将群情激愤,口号震天。在他们的声讨中,我们都都成了黄世仁、胡汉三。此时的我面对无知之辈,反而冷静了。要我交代,我一言不发;逼急了,就说大字报上的内容全是事实,既知道何必还要交待?从此我被软禁了,连孩子出入校门也要受到歧视。

  此时,全城乃至全国无一块安静之地了。一天我正在房中静思对策时,忽然来了几个我平时最喜欢的成绩优秀的学生,要我交代反党罪行,并把大字报贴在门上,出入不准弄坏。这时我无奈地说:我最大的罪行就是平时太重视你们几个地主老财的儿子了。这一说就像油锅溅进了水,一下子炸开了花,他们翻箱倒柜,撕毁了大批所谓黄色书籍,如《红楼梦》之类,并把珍贵的八骏马陶瓷一点一丁地掰开砸向洪茹,我不堪忍受,愤怒极了,冲向门口的井边,想投井一死了结,这时听见洪茹在房中大哭起来,我心中一震,腿一软,决心难下了:我不能死!顶梁柱一倒,大厦将倾!于是,我一步一回头地走进小屋。孩子们睡在床上,枕边全是碎瓷渣,脸上多处被划破,我一阵心寒,呼天抢地,天无声,地无门,何处是归程?

  ,什么样的脸谱,什么样的变态,都领略了,至今虽心有余悸,但也增长了处事的胆略与才干。

  1968年秋,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,我五个孩子在下放之列,从此手无缚鸡之力的孩子们要去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。我多次下乡探望,流着泪进门,流着泪出门,母女同哭走出好远,他们停止了哭声,我仍泪水难干。我常反躬自省,究竟是哪一步走错了,铸成了终身大错,弄得如今夫离子散?我后悔当初手里拿着机票却走下舷梯没去台湾,造成今天孤灯独守苦熬岁月的局面。为什么幸福的生活稍纵即逝,苦难的日子却度日如年啊!

  1976年,文革结束,国家开始拨乱反正,我又走上了复课的讲台,孩子们也陆续返城,饥不择食地成家了事。

  洪乃刃复职之事也列入我奔走求救的日程。1979年高考恢复了,感谢的好政策,这一年我家三喜临门:洪乃刃复职了,洪庆结婚了,洪丽、洪茹分别考入了大学、中专。在收到洪茹的录取通知时,我悲从心起,泪如雨下,从她出世至今,二十二年了,我死里逃生,艰辛备尝,这一纸通知是否是她新生活的开始?是否可算我苦难生涯的结束?

  1979年以后,我的重担几乎全部释下,除最小的两个孩子在外地读书,大都飞出母窠,自立门户。洪乃刃复职后主动要求随大部队去创建巢湖师专。我生活轻松,但孤身一人,总有点失落之感。人就是这种充满矛盾的动物,当年苦难中想轻松,今天轻松了又感受到苦闷,因此又把希望寄托在第三代身上。

  洪琼、洪平于1967年以后先后结婚,并生儿育女了,我有空也帮她们照料照料,打发时光。1981年是我退休之年,我办了退休手续,但学校反聘我继续担任了7年的教学工作,我还在职工夜校代课,不仅收入增多了,精神也更充实了。不久,洪乃刃在师专分了一套讲师楼住宅,往返两头跑,虽然辛苦,却也乐在其中。

  1987年老伴也退休了,我们又从师专迁至二中,从此定居二中,不久洪庆夫妇带两个幼儿先后调回巢城,其他几个孩子也接二连三返回巢城定居,于是冷落几年的庭院顿时又活跃起来,星期日聚餐大小三桌,盛况不绝。从此这平安无虑的生活,在悠悠中度过。

  光阴易逝,岁月如流,而今我已76岁高龄,垂垂老矣!体质日衰,腿脚不灵,深居而简出,更觉孤独与失落。好在下午常有三五友人聚谈或玩牌,上午消磨在书报中,休闲时更多喜欢回忆往事。虽然是不堪回首,但不思量,自难忘,尤其是午夜每每想到海外亲人今生不能再聚首,子孙四海为家,不能常承欢膝下,更是泪水难干。但人生的聚散,生老病死,都是无法避免和抗拒的,我何必不效仿陶渊明,“登东皋以舒啸,临清流而赋诗,乐夫天命复奚疑”呢?

  这篇回忆录尽管是亲身经历,但有些事毕竟已过去七十多年了,年老记忆力衰退,细节处难免有误,留给子孙们和知情者去修正吧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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